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，臣恐天下贤才将尽，陛下谁与共为治乎。
在现代复兴儒学志士当中，情感最真、学术贡献最大者，非现代新儒家莫属。理性的立场与情感的立场的根本区别在于：一个（理性的立场）根据客观的逻辑认知与操作能力来判断与认知，一个（感情的立场）根据主观的好恶取向与取舍权衡能力来判断与认同。
世俗化是手段，大众化是途径，普世化是目的。这是因为儒学那种以士君子道德榜样之感化、教化方式施政（德政）的主张，对于热衷于争城夺土的诸侯来说，迂阔无用，根本不可能被他们所接受。从这一历史教训来看，儒学是否得到某种政治制度的护卫与儒学能不能深入人心，不构成因果性的必然关系。从汉明帝时代至唐末五代，在漫长的九百余年间，佛学借助道家学说得以广泛传播，从而取代儒学，成为中国人那时实际的终极关切。那么，要消解儒学与民众的疏离，消解儒学的现代危机，就不是将儒学逻辑化、体系化、精致化所能奏效的，甚至还会加深儒学与民众的疏离，令民众接受儒学变得更为困难。
士所以要为民伸张正义，是因为士的社会地位更贴近民;而大夫之所以要为士伸张正义，不仅是因为其官守，是其官职之责任所在，也因为大夫通常由士转化而成，在利益上难以与士彻底划清界限。而这里所谓现实需要，正是针对民众天然认同儒学说以强调：且不说别国民众，即便就我国民众来说，他们对儒学的认同与否，绝不是由他们的血缘认同和民族认同决定的，而是由他们对儒学有无现实需要决定的。刘云‘公孙尼子所作也，刘为南齐学者，有儒学冠于当时(《南齐书》卷三十九，《刘传》)之名，乃是与沈约大约同时代而略早的经学家，其说当有所本，不可轻易否定。
体其义而节文之，理其情而出入之，然后复以教。饶宗颐先生说：術的本义是道路，故亦可引申为‘道。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啴以缓。(《礼记正义》卷四十七)唯《乐记》作者姓氏，《艺文志》阙如，刘向、郑玄亦未之及。
乐为教民最佳工具的思想也见诸《性自命出》：乐之动心也，浚深郁陶。3.品节谓礼品节，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，唯有洞明于此，方是得儒家教育思想之真谛。
1943年郭沫若发表《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》一文，力主公孙尼子作《乐记》说，其判据之一，是《艺文志》提及《公孙尼子》时，前后书目排列顺序为：《曾子》《漆雕子》《宓子》《景子》《世子》《魏文侯》《李克》《公孔尼子》《孟子》，凡九种。有人向朱子问及《乐记》天高地下，万物散殊一段如何解读，朱熹因叹此数句意思极好，非孟子以下所能作。若外境痛苦，则其心哀。其爱心感者，其声和以柔。
又《论语》子曰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朱子《集注》：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。同年，张清常发表《〈乐记〉的篇章问题及作者》一文，认为今本《乐记》乃河间献王与毛生等所作、王禹所传，蔡仲德、施昌东、徐复观、敏泽等力倡张清常之说。人所以为人，在人能以理性引导人性，使情感发而皆中节，即无过、无不及，《中庸》以此为天下之达道。郭店楚与《檀弓上》对情的析分以及借此表达礼的逻辑完全一致，学理上亦完全贯通。
然人非圣贤，不可能自发地达此化境。执政者应该时时倾听民声，体察民情，以之为鉴，反思自己为政之得失，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，政策的推出当慎之又慎，千万不可伤及民心。
毋庸置疑，此书单当是依作者年代先后为序，并非随意罗列。物，乃郭店楚简与《乐记》共同关注的重要范畴，孔疏：物，外境也。
《大戴礼记·子张问入官》云：君子莅民，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。君子美其情，贵其义，善其节，好其容，乐其道，悦其教。国家的治乱兴衰，无不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情绪，故云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。发人深思的，是通过礼乐教育，使人们学会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情感。《坊记》（出自《子思子》）云：礼者，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。其文如《中庸》，必子思之辞。
删除之十二篇篇名，《别录》有记载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子部有《公孙尼子》一卷，原注：尼，似孔子弟子。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无论是郭店楚简还是《乐记》，对音乐的效用的认识无不根基于儒家的性情学说，即是将人定义为一种情感极其丰富与细腻的动物，人时时受情感的驱使，甚至不难为之死，为之殉情。（《乐化》）心術，《说文》：術，邑中道也，从行，术声。
此外，李泽厚等认为，《乐记》属于荀子学派。(吴光：《探讨性与天道——郭店儒简的作者归属及其思想辨析》，《湖南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3期)公孙尼子与孔子之关系，一说为孔子直传弟子，二说为孔子再传弟子，而以后说为优，学者之说备矣，不需枚引。
目之好色，耳之乐声，郁陶之气也，人不难为之死。(饶宗颐：《释儒——从文字训诂学上论儒的意义》，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卷四)《乐记》的无哀乐喜怒之常，应感起物而动，然后心术形焉，即《成之闻之》的凡人虽有性,心无定志,待物而后作,待悦而后行,待习而后定。其敬心感者，其声直以廉。言乐初所起，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。
其二，公孙尼子文笔与子思相似。(《隋书》卷三十三，《经籍三》)《旧唐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亦有《公孙尼子》一卷，列于《子思子》与《孟子》之间，原注：公孙尼撰(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七，《经籍下》)，是此书于隋唐犹见在，沈约之说，恐非空穴来风。
《性自命出》论情、性、命的生成关系：道始于情,情生于性，性与情，并非界限分明的两个层面，而是前者涵容后者，故以金石与声喻性与情：金石之有声，弗扣不鸣。秦火后《乐经》失传，所幸《乐记》犹见存。
郭店楚简与《乐记》之契合处郭店楚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，所出《缁衣》《五行》《性自命出》《尊德义》《六德》《成之闻之》《语丛》等篇，多为久佚的儒家文献，乃七十子及其弟子所作，时间与内容与《乐记》最为接近，弥足珍贵。《乐记》作者之纷争《乐记》最早著录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乐类。
此外，丘琼荪说《乐记》是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。人之虽有性，心弗取不出。人性有好恶的倾向，而令好恶出现的则是物，《性自命出》云：好恶，性也。 （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） 进入专题： 公孙尼子 《乐记》 。
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。前者因后者的干预而起，这在《乐记》中非常突出，如《乐本》每有所发，多以音由心生起首，如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，类似表述，再三再四出现，继之，则必言及物：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
乐有音调、节奏，感染力强，润物细无声，最易打动人心。其中，《曾子》《漆雕子》《宓子》三书，均明言孔子弟子
正因为以安人为儒家的职责，所以原始儒家的仁论，都是将仁的性质规定为对人的关爱，并不以士之自修、自恋、自赏界定仁。现代新儒家非出自一个师门，自身亦分化为几个支派，但他们的目的相同，都立志推动儒学现代化的实现。